从医五十周年感悟

——在从医50周年座谈会上的演讲

周质胜

（2008年3月26日）

1958年，我从安徽医学院毕业，分配到阜阳专署医院内三科工作。当时的内三科实际上是一个广义的“传染病科”，几间破草房里住着各种各样的传染病人，包括肺结核病人、肝炎病人、脑炎病人、麻疹病人等等。当时正值“大跃进”年代，人民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，真是食不裹腹，衣不蔽体。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，传染病怎能不猖獗，几间破草房经常住不下大量的传染病人，特别当流脑、乙脑、麻疹流行季节，一点点空隙，房檐下都加满了病床，真是谈不上隔离消毒。

图为周质胜专家在其从医5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演讲

从做医生的第一天开始，我就抱定希波克拉底誓言（Hippocratic oath）:我愿以纯净和圣洁的心灵，谨守本业，终此一生。

做一个医生除了有一颗仁慈的心，还应有一套过硬的治病本领，接触到临床始感到自己知识贫乏，就要不断学习，更新知识，甚至加紧学习外语。可是那个进代盛行血统论、家族论，什么“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老子反动儿混蛋”。我从一出生即背上“海外关系”的黑锅，父亲从事航海，侨居美国，兄弟姐妹也有在澳大利亚、南洋等地的。那就是说我天生是个“坏人”，坏在什么地方呢？努力学业务就是走“白专道路”，学外语就是“洋奴思想”。帽子一大堆，什么“只专不红”、“埋头拉车不看路”、“成名成家”，幸好还没有给肉体上折磨。

到了1963年，情况稍有改善，传染病科从专署医院内搬出到西关外，总算有了东西两排瓦房，下雨不漏，门窗齐全，东边叫东病区，西边为西病区。把肺结核与传染病分开，一个叫肺科，一个叫传染科。从此，我就专搞肺科。

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，我国正处于“大跃进”年代，高喊“人有多大胆，田有多高产”，浮夸到亩产十几万斤。人民遭受饥荒，营养不良、浮肿。有的人咳出大量巧克力色痰，开始我不认识此病，因为教科书里也少有记载，常把他们当作肺结核、肺化脓、结核性脓胸进行治疗，很多病人越治越重，终于死去。为了搞清诊断，我密切观察病情，亲自取痰及脓液等到显微镜下查看。冬天冰冻天气，我把标本藏在贴身衣服口袋内以保温，终于发现了尚能活动的阿米巴滋养体原虫。当时抗阿米巴药只有米丁，经治疗病人神奇地都治愈了。衣米丁对心脏有较大毒性，用药期间我密切观察，给很多阿米巴肝脓肿、肺脓肿患者夺回了生命。我的论文第一篇是发表在1960年第一期《安徽卫生》69页。几年后，我总结了83例病例，论文寄到《中华医学杂志》，中华医学会几乎不相信有这么多的阿米巴病例，专门派学院教授以举办学术活动为名，到阜阳来审查了所有的病例，看到83例资料及胸片，该论文及照片很快就发表在《中国医学杂志》上，使我成为稍有名气的“土专家”。

1966年灾难降临，传染病科被说成是“为城市老爷服务的修正主义苗子”，彻底砍掉，我被下放。“十年浩劫”使我遭受史无前例的迫害，从以往精神上到肉体上，无数次的抄家，把衣服都剥光进行侮辱，两个孩子尚未起名，叫大孩，二孩，也成为批斗的理由，说大海、二海，“海呀海的”，你成天向往海外，想叛国，搞逼供信，要我交待。我想这不就是封建社会的“文字狱”吗？可是不敢讲，怕被割断喉咙、再枪毙。辽宁一个共产党员张志新不就是在党的会议上，因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即被割断喉咙枪毙了。我默默地认为政治斗争太残酷、太卑鄙，为了争权，搞得你死我活。也正由于我有这个“反动的海外关系”，两个争权夺利的“造反派”都不要我，使我无权去参加当时盛行一时的“打、砸、抢”。我日以继夜地上班，抢救病人。记得在大串连幌子下，全国青年人大流动，也诱发了传染病的大流行。曾有一天一夜来了98位流脑病人，都由我们这些“黑五类”进行抢救。其他“红色”的都去“造反革命”搞打、砸、抢去了。事后细想，想不到这个“海外关系”反使我能以纯净和圣洁的心灵谨守本业，给人以自慰。

1976年的最后2个月，足足十年的暴力浩劫终于结束了！没有流一滴血“四人帮”倒台了！社会的发展这么爽快，“民主与法治”终于到来了！这毕竟是人心所向，是广大善良人们的意愿。

我仍然是那样的做人，不知不觉我已成了“好人”。省里来函要借调我到省工作，我思想斗争结果：不去。总觉得阜阳这片土地上有很多病人，很多朋友，我的亲人。

1980年开始叫我当传染病医院院长，我觉得责任重了，总是想：病人进了我院的大门，希望什么问题都要能帮他解决。当时白喉经常流行，开始做气管切开都需请五官科医生，后来我带领大家一起做，做完几百例未出任何差错，救了很多喉梗阻垂危病人。作为一个传染病医院院长，几乎每天都要碰到很多问题：肝炎病人要生孩子，梗阻性黄疸病人要做手术，传染病人突然并发阑尾炎了，肺癌病人增多了，有些还需要手术，这些病人要转院是何等的困难，譬如肝炎孕妇分娩不让进产房，怕有血源性传播。于是，我萌发了要搞综合医院的念头，而且越来越强烈，也碰到了不少困难，要引进人才，扩大病房，增添设备，总之走开放改革、勤俭办院、努力奋斗的道路，使医院有了发展，医务人员技术提高了，病人方便了，医院扩大了，人们把它称为“大专科、小综合”之路。工作有了些成绩，让我当了安徽省政协委员。1983、1986、1987年卫生部三次授予我“全国卫生工作先进工作者”称号。1989年国务院授予我“全国先进工作者”和“全国优秀归侨、侨眷知识分子”的光荣称号，后来又当了“全国人大代表”。

当了院长行政事务忙了，我仍坚持不离开临床第一线，我认为院长并非我要当，也非我终身职业，我要以纯净和圣洁的心灵谨守本业，终此一生。

1991年，当我快60岁的时候，我申请去美国看望我的父母，好不容易办好了护照，突然组织上要调我到地区医院当院长，我毫无思想准备，我实在不想再担此重任。离别二院时（当时传染病医院已改为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）我哭了起来。领导上问我为什么这么伤心，我说我搞了一辈子的专业丢不掉，很多老病人仍会去二院找我。领导说让我仍兼任二院名誉院长，将来仍可搞本行。到了地区医院，我尽了自已最大的努力，搞了五年，父母也在此期间叶落归根，后来病故在阜阳，我已完全打消了出国的念头。

1997年我从院长岗位退下来，但我仍坚持守着我的医生岗位。我不厌其烦地劝人戒烟，劝人不要滥打吊水，要求当医生要讲科学，病人也要讲科学。

回顾我50年的医生生涯，几乎我每做一临床工作，都要加以总结。确实我走的是实践、总结，再实践、再总结的路，在实践中得到提高，在学习中不断加以充实，以提高自已为病人服务的本领，发表了200多篇论文。

70年代未，我即参加卫生部组织的全国专家合编的《内科理论与实践》，我是所有专家中处于最基层医院的唯一的一个。1987年我获得“主任医师”称号，虽年已53岁，但尚是阜阳地区（当时包括亳州）第一个获此正高的主任。国务院授予“国家特殊津贴”享受终身。

正值《中华结核呼吸杂志》创刊50周年之际，我获得了“金笔奖”，是该权威刊物50年来发表论文最多的22位专家教授之一，观其名单，我又是全国最基层的一位。

值此从医50年之际，我回顾一生，虽然前半生倍受封建血统论迫害，艰难地渡过来的，但在后半生都使我更坚强起来。在复杂的环境里，我能摆脱权力之争，金钱之迷，始终与病人走在一起，活在一起，在无缘无故被人迫害的年代，只要想到我是一个医生，要为病人去治病，就使我坚强地活下来。我的一生，要感谢病人，向病人深深地鞠躬。